千年王安石

来源:皇后国际 发布时间:2021-10-20 发布人:管理员 新媒体栏目:
  本年是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
  纵览二十四史,我国古代政治家中,文学素质最高的,当推王安石;文学家中政治影响力最大、最为长远的,也当属王安石。
  作为文学咱们,唐宋八咱们之一的大文豪,王安石是耀眼的,他是我国文学版图高耸入云的山峰之一。作为政治家特别是革新家,王安石曾备受争议,乃至长期被污名化。作为思维家,王安石是落寂的,他太过超前,抑或他文学、政治等其他方面的成果甚巨,以至于许多人都忽略了他首要是一个思维家。
  一
  作为文学咱们的王安石,是个崇高般的存在。
  自古英雄出少年,此时少壮自傲恃。王安石21岁即高中进士。王安石宗族,从他爷爷辈到他儿子辈,四代人69年间,登进士者八人。有临川王氏族谱为证:
  叔祖王贯之,北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进士;
  父亲王益,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
  长兄王安仁,北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进士;
  王安石,北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
  大弟王安国,北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进士;
  三弟王安礼,北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进士;
  小弟王安上,北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进士;
  王安石长子王雱,北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进士。
  英雄门第更英雄。王安石宗族不只演绎了“祖孙四代八进士”的传奇,而且王安石这一辈还发明了“兄弟七人五进士”“兄弟七人两宰相”的辉煌。其三弟王安礼元丰四年(1081年),拜尚书右丞,迁左丞(副相),参与执政议事。这种状况,遍查整个我国科举史、我国古代政治史,也都是极端稀有的。
  而王安石又无疑是这其间最耀眼的一颗明星。
  王安石是我国前史上杰出的文学家、政论家、诗人、词人,但早年王安石的宏愿并不在此。生活的磨难、前史的合力等诸多因素,把他打磨成盖世稀有的诗文咱们。
  政治家有着一般文人没有的洞悉前史风云的敏锐视角和雄视全国的辽阔视界。作为诗文咱们的王安石,大气非凡、与众不同。王安石有诗词1500多首,散文近800篇,这是一个极为巨大的宝贵遗产,绝不能仅从一般文人的视角审视之。可以说,在我国古代文学家中,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在政治上留下那么大、那么长远的影响力。王安石变法尽管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它的影响深远,成为千百年来说不尽道不完的论题,这就要求咱们从政治家特别是革新家的视角,来研究他的文学作品。
  为了完成自己的政治志向,王安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要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对立空泛的靡弱文风,以为文者“务为有补于世”,并把“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念视为文学创作的底子。这种理念,多少会忽视文学作品的审美感,有点将文学作品政治化的偏狭,苏轼也曾予以批判,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正好成果了他的政论文最出色的特色:立意高远、雄健简练,逻辑谨慎、说理透彻,奇崛陡峭、笔锋犀利,有高高在上奔泻而下的磅礴锐气,这是其他文学咱们都难以望其项背的。如《答司马谏议书》,短短300多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屡次写信,指责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王安石写道:“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全国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这篇文章从大处、高处着手,条分缕析,言简意赅,逐个辩驳,为历代政论文精品之精品。清人刘熙载点评说:“半山(即王安石)文善用揭过法,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简贵!”
  作为诗文咱们,王安石的诗厚实沉雄,其词豪宕空旷,其文意境深幽,其书法“清劲陡峭,飘飘非凡,世谓之横风疾雨”。一代宗师欧阳修盛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抢先。”怜爱、推重之情溢于言表。
  王安石的词,今存20余首,其“作品瘦弱雅素,一洗五代旧习”。王安石现存诗1500多首,诗篇创作以退居江宁为界,前后两期诗风有很大差别。前期诗篇以关心时势和同情劳动公民的疾苦为主要题材,紧扣当时时政,直面尖锐问题,把自己渴望济世匡俗的志向志向糅进了诗中,如《感事》《河北民》《收盐》《读诏书》《元日》等诗,密切联系实际生活,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体现了他主张革除弊政、关心民生疾苦的进步思维和广博胸怀。
  后期诗篇是指他辞相后特别是第二次辞相的创作。仕途的丰厚阅历,变法失利的杂乱心情,使他的诗风产生很大的改动,他愈加注重对仗、用典、声律等方面的精雕细镂,寻求诗篇的艺术美。后期的隐居生活,他流连、沉醉于山水田园中,抒发一种闲恬的情味,艺术体现上愈臻圆熟,其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体现了对大自然美的讴歌和酷爱,向来为人们所传诵。
  如《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一个“绿”字,妙趣横生。
  又如《书湖阴先生壁》: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再如《江上》:江北秋阴一半开,晚云含雨却低徊。青山旋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
  这些诗妥帖自然、新颖别致、意境清丽、锻炼甚工,体现出“荆公体”的老到圆熟。他博观约取,熔铸前人,以独特的抒发方式和艺术风格,创立了为严羽《沧浪诗话》所标举的“王荆公体”,广受后人称道。
  和其他文学家、政治家相同,王安石也钟情于前史,前史涵养了他们的学问,给了他们采撷不尽的创作资料。但比他们更幸运、也更苦楚的是,前史给了王安石最好的时机,神宗皇帝给了他最好的渠道、最大的支撑,皇亲国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对立派给了他最猛烈的反抗、最激烈的打击。作为集文学家、政治家、思维家于一体的王安石,被无情地挟裹到前史的洪流中。前史洪流的碰击、挤压、烧烤,使得王安石好像孙悟空被关在炼丹炉里相同,他的能量也在其间不断滋养、聚集,千淬百炼——居然不经意间铸造了他独特的政治人生和独具一格的慧眼,淬炼了他坚毅坚毅的政治品格和文风,他总能将一些盖棺事定的史评结论重新推倒,作出一些常人不敢想、想不到的判别,为文学注入了一股清流,为政治带来了一缕清风,为前史拓荒了一片归于自己的新天地。
  商鞅是变法革新中的悲惨剧人物,尽管他协助秦国完成了富国强兵,却被“车裂而死”,后世包含历代儒生多是否定诋毁。但王安石的七绝《商鞅》选择“徙木北门”“言而有信”这一小故事为切断,前两句即高高在上:“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后两句以“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托物言志,就翻新诠释出全新的文学、政治新意,标明作者对商鞅变法的尊崇,显示出一个杰出文学家高妙的政治前史观。
  再如其史论《读孟尝君传》,全文缺乏百字,然层次分明,笔力陡峭,王安石开语警策,首要提出“孟尝君不能得士”的宗旨,随后一转一驳,把“士”和“旁门左道”之辈区别开来,自然谨慎;最终得出结论,阐明孟尝君不能得士的真实原因是,旁门左道之徒出入其门,真实的士是不会跟孟尝君走的。全文转折三次但谨慎周密,词气凌厉而贯注,势不可当,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清人沈德泉谈论道:“语语转,笔笔紧,千秋绝调。”刘大櫆谈论“寥寥数言,其文势如山崖断堑,于此见介甫笔力。”再如《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政论文章,评价人物,视角独特,言人之未言,发人深省,加之笔力劲健,富有爱情色彩,其文学价值、史学观念、政治智慧和政治影响均比同行高出一筹,令人谨记。
  二
  作为政治家、革新家的王安石,曾饱受争议。有人骂他是“民贼”,是“古今榜首小人”;有人赞他是“圣人”,是“古今榜首完人”。列宁称他是“我国11世纪的革新家”。
  自“熙宁变法”(也称“王安石变法”)以来,很长时间、许多状况下,王安石都被人妖魔化乃至被称作为“妖”。王安石之后的两宋和明清朝廷,当局以各种方式涂黑他、否定他、凌辱他,乃至把北宋灭亡归咎于变法。但历朝历代都有不少人为他鸣不平乃至正名,梁启超称他是夏商周“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
  崇高的光环与罪恶的阴影如此“聚焦”在一个人的身上,那还是让咱们把目光回溯到北宋王朝吧。
  公元1067年正月,宋英宗病逝,19岁的太子赵顼登基,成为大宋王朝的新主人,是为宋神宗。年青的宋神宗血气方刚,怀揣着富国强兵的志向。但惋惜的是,他接手了一个烂摊子:繁荣景象的大宋王朝,其实自太祖时堆集下的隐疾不断扩散恶化,内则兵力衰弱、财政亏空,外则不时被北辽、西夏侵扰。神宗治国心切,他急需一位能臣给他出谋划策。环顾朝野,性情强毅、不流于俗、品行才干俱佳的王安石,就成了神宗心中革新者的不二人选。
  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跻身执政之列,次年拜相。在神宗支撑下,王安石主导的、我国前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的大幕敞开了。
  王安石提出燃眉之急在于改动习俗、建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深以为然。为推进变法的实施,朝廷设立了制置三司法令司,由王安石担任。作为主管财政的中心政府机构,包含盐、度支、户部三个部门,其意图是为了会集财权,更好地和谐国家的财政收支,为国聚财、理财。经奏请神宗同意,王安石还推荐吕惠卿承担法令司的日常事务,遴派提举了一批青年才俊,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法,开始大规模的革新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变法伊始,王安石就置身于风口浪尖。要改动宋朝积贫的现状,王安石以为,要理全国之财,完成“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要用行政手段干涉、辅导经济;要抑制大地主的吞并,协助贫穷的大众,让老大众富起来,使国库充盈起来。但在许多遵照“正人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主利从”的儒生看来,此举无异于“剥民夺利”。御史中丞吕诲打响了对立变法的榜首枪,他痛陈王安石十大罪状,指责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这十条罪状中最严峻的一条是“不坚定全国”,他指责王安石以变法为名,新设制置三司法令司,包办财政大权,这是扰乱国家体制,挑战祖先家法,并断语“误全国苍生者,必斯人也”。面对汹涌而来的诘难,王安石以“天变缺乏畏,祖先缺乏法,人言缺乏恤”的“三缺乏”精力,勇往直前。曾经的“嘉祐四友”之一的司马光,因政见分歧导致两人联系“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一起”,长久以来论争不断,且毕生未解。
  王安石的青苗法,本意是替代民间富户之家的高利贷。由政府拿出一笔钱粮,作为利息较低的青苗贷款提供给农人,让农人在春天青黄不接时吃饱肚子,粮食收获后再加息偿还。如此农人有饭吃,国库有余粮。但在对立派看来,国家放贷收息,这不就跟乘人之危、唯利是图的不良商人相同吗?这让喻于义的正人情何以堪?又岂止是离经叛道?!
  王安石的免役法,是针对差役法的革新,本意是促进经济开展和社会安定。变法改派役为雇役,也便是让民众将其应服之役(力役、徭役等义务劳动)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当差。原来不执役的官户和寺观则出一半,叫助役钱。这一革新初衷是农人出钱不出力,不必再执役,也不会耽误生产;社会闲散人员得以承受官府的雇佣,成为专业化的差役,既多了条生路,也有利于进步行政效率。但革新触犯了封建大地主集团特别是皇亲国戚(事实上既不执役也不出钱)的显性、隐形诸多特权,遭到他们各样诬蔑和抵抗就再正常不过了。
  实行市易法,本意是为了平抑物价、安稳商场,由市易司出钱,收买滞销货品,等商场缺少时再卖出,以此约束豪商大贾对商场的控制。这无疑是极具先进性的革新办法。可其担任人吕嘉问却操作不当,把这个意在平抑物价的机构,变成了垄断商场、控制物价的克扣机器,把京城商贩的生意都抢了,导致怨声载道,连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都为此找到皇帝流泪控诉。
  因推广新法,王安石奏请神宗启用了许多新人,但一些支撑变法的新人,有的也不是真实为朝廷和大众着想,只是想攀交新贵,作为自己一步登天、捞取优点的台阶。加之大宋王朝根深蒂固,许多新法并没有实践履行到位,乃至完全变了味。有的地方官员强行让大众假贷,随意进步利息,青苗法等成了官府放高利贷的苛政,遭到了王公贵族和底层老大众的激烈抵抗。
  公元1074年春天,大宋王朝遭受了一场亢旱,饥民流离失所,宋神宗整日满面愁容。有大臣画了流散图,向皇上进言:“去安石,天必雨。”久居深宫的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也向皇帝哭诉,担忧京城紊乱,大旱将使朝廷失去民心。焦头烂额的宋神宗终于退让,同意王安石辞去宰相职务。
  尽管神宗并没放弃变法,之后还亲身掌管变法,并一度再次拜王安石为相,成绩斐然。十余年后,由于对西夏战事的惨败,38岁的宋神宗郁闷而终;兼之王安石痛失爱子,灰心丧气,遂再次辞去宰相,归隐山林。高太后启用变法的对立派首领司马光,迅即全面废除了新法。
  王安石变法的底子意图,是要改动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完成富国强兵。从新法次第实施到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广后,尽管产生了一些坏处,但成效显著。新法在必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吞并实力,约束了高利贷对农人的盘剥,打击了官僚、豪绅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和对商场的操纵、垄断,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克扣有所减轻。新法还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开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公民担负减轻,财政收入明显增加,国库充裕,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三
  一千年来,人们从来没有忘记过王安石。他逝世后40多年才出生的“政敌”朱熹曾感慨地说:荆公“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一些主张加强国家干涉的近代中外学者,乃至还把他誉为“我国古代的凯恩斯”。
  前史不只记住了他的诗词歌赋、子曰诗云,更记住了他理财富国强兵的惊世之举,更应该记住这个真知灼见思维家的“年代之光”。
  思维就好像长夜中的明灯,照亮、引领人们的行程。王安石具备了思维家的所有特质。
  青年王安石,就显示出了他作为思维家的真知灼见和坚毅深邃。
  皇祐二年(1050年)夏,他初涉宦海,在浙江鄞县知县任满回江西临川故里时,途经杭州,写下了这首久为传唱的《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年青的词人,不,思维家,借登飞来峰直抒胸臆,寄予壮怀。本来,鸡鸣看日出是很绚丽的景致,但在王安石看来,北宋仁宗时国家表面上看似平安无事,实践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有远大志向、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王安石怀着要求革新实际的雄心壮志,希望有一天能发挥他治国平全国的才干。他一登到山岭塔顶,就联想到鸡鸣日出时光亮灿烂的奇景,经过对这种景物的憧憬表达了对自己出路的展望。似乎是在向世人宣示:浮云遮不住我的视野,困难压不垮我的精力,由于我站得最高,看得更远。这就不难理解他做了宰相后,听凭旧党怎样对立,他都一直坚毅前行;这种境地,又岂能用个“拗相公”就能解释得了?一个成熟思维家拨云见日、登高望远的思维境地和豪放气概栩栩如生!
  思维家是深邃的,也是苦楚的。惟其深邃,就更须广博;惟其深邃,就愈加苦楚。普通大众多是虑饥寒之苦,士子文人也是多为功利所累。作为深邃的思维家,担负的任务是穷宇宙兴衰之理,祈人间万世之福。除却“士子的机巧”他比较短缺外,王安石兼有哲人的远见、文人的敏锐,更有一般士子罕见的韧劲,他思接千载,融通古今,创荆公新学,有着以全国苍生、社稷兴亡为己任的广博情怀。
  王安石首要是思维家,主要是政治家、革新家,当然也是文学家,尽管成为文学家并不是他的本意。荆公新法的理论源泉建筑在其新学之上,而新学的中心便在于经世致用。王安石深感传统儒学特别是专注于名物考证的章句之学无补于世,必须要打破汉唐儒者章句训诂之学的局限。他亲身撰释经义,阐发儒家经典中所蕴含的深刻义理,对经典进行发明性阐释;一起兼容并包,吸收诸子百家和佛、道二教的思维营养,创立起辅导、引领政治革新的“荆公新学”。在经学上,他推倒唐疏汉注,开出宋学义理一路,程朱理学从此出现;在政治上,他推倒汉唐帝王,直奔三代志向,欲以《周官新义》,托古改制,建立志向国家,启发了近代康梁变法。
  更有学者指出,在我国古代思维史上,能于天人之际,建立大纲要,仅有殷周、春秋战国、宋代三个年代。这三个年代,是思维者的大年代,而王安石,就归于周公、孔子一类的大角色,是开年代思维之先机的。借用陈亮对朱熹“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之誉,王安石亦当足可与之匹配也!
  计利当计全国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王安石深知,要穷兴衰之理,祈万世之福,完成富国强民,必须加强“新学”辅导,进行系统革新。王安石变法在必定含义上说便是国家要辅导经济、调节商场,从而聚富于国、富国强兵。青苗法,政府像农业银行;市易法,政府似商业银行;均输法,政府探索会集收购;募役法,便是劳役的货币化运营……你不得不惊叹,王安石的思维、实践、探索,远远超越他同年代的政治家、思维家,远远超越了他的年代几百年乃至1000年——维新志士梁启超、民国达人胡适,居然不谋而合地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变法新举措。
  四
  王安石是不幸的。
  客观上变法使得“宋廷撕裂”,北宋王朝陷入“党争”的漩涡。朝廷空前割裂,昔日的挚友形同冰炭。以司马光为首(包含太皇太后等皇亲国戚)的政敌的各样非难;革新者内部不团结;一些急功近利者借变法之名取巧谋私乃至擅权误国;支撑变法工作的神宗皇帝的英年早逝等诸多原因,使变法工作功败垂成。
  从仁宗年代的“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到徽钦二帝的“靖康耻,犹未雪”,北宋王朝由盛而亡,只花了短短100年时间。他绞尽脑汁挽救大宋王朝,逝世41年后(即“靖康之难”北宋亡国前)依然屡次封官加爵,配享孔庙,后又被剥夺,最终竟却成了一些人眼中的北宋亡国的“背锅侠”。
  但王安石又是幸运的。
  他逝世后,他的政敌、大文豪苏轼奉旨悼念。苏轼作为旧党中的一员大吏,以皇帝的名义起草这份文件,但他没有以旧党的口吻全盘否定王安石,而是秉心至公地以阔大的胸襟,公平、高度地评价了王安石:
  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十分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全国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遗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摹,想见风貌。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於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
  细细品读东坡居士的“命题悼词”,怎能不让人感慨万千?尽管尔后的两宋和明清朝廷,当局都以不同方式否定王安石、涂黑王安石、凌辱王安石;但前史还是记住了他,越来越多的人在以各种方式留念他、思念他。
  是非成败回头空,千秋功罪谁评说?
  前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拗相公”的身影越来越含糊,但王安石的形象却越来越明晰、越来越高大——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荆公千古。郑少忠